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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做了1600多年的“桃花源”美夢。但直到當前，還是沒有人知道 “真”桃花源究竟在哪里。這不但是一件怪事，而且至今仍然是一個神秘未解的謎。
疑問在哪里呢？有六大懸念：一、陶淵明是不是當時受歧視的“少數民族”溪峒蠻人的後代？二、陶淵明的創作、生活與思想，對寫作《桃花源詩並記》有什麼影響？三、較早記載入史冊的 “桃花源”究竟在哪里？四、陶淵明究竟受到了哪些“傳聞”的啟發？五、“發現”桃花源的漁人黃道真是南方的“少數民族”溪峒蠻人嗎？六、武陵在陶淵明時代有沒有桃花源？
現代史學家陳寅恪，率先捅了這個“馬蜂窩”。1936年，陳寅恪發表《桃花源記旁證》，質疑公認的南方武陵說，認為“真”桃花源在北方的弘農、洛水上游一帶。這篇論文傳播開來以後，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許多人爭先恐後地搶著拜讀。在當今的文化界，學者們對這個問題，還在爭論不休。
也許人們會好奇地問： 桃花源不是在武陵嗎？難道另外還有地方叫桃花源的？一般人看來，桃花源在武陵已是“定論”，這個質疑竟然引發這麼大的爭議，簡直不可想像。這是為什麼？都是那些疑問惹的“禍”。讀完本文，就會知道其中為何如此神秘的。
先從第一個疑問談起，講講陶淵明是不是當時受歧視的“少數民族”溪峒蠻人的後代？
許多人都不瞭解，陶淵明有“少數民族” 溪峒蠻人嫌疑的身世。陶淵明的家族可能是當時受歧視的溪峒蠻人，還被人抓著了“把柄”，屬地位低下的寒門庶族。他的祖先原居住在鄱陽郡（今江西波陽），西晉滅掉吳國後遷到廬江尋陽（今江西九江）。那裏都屬鄱陽湖地區，雜居著漢族和溪峒蠻等少數民族。陶淵明的曾祖叫陶侃，早年是一個窮光蛋，靠捕魚為生。來到洛陽“跑官”，因“府望不顯”，沒有人把他帶進“圈子”，甚至認為同他打交道都是恥辱。雖然後來成為一個大軍閥，官拜大司馬，封長沙郡公，但還是被士人鄙視為“溪狗” 。可見，他們的家族為主流社會所歧視，根本沒有什麼門望，極有可能是溪峒蠻人，不然的話，別人也不會罵他是“溪狗”。
當時的戶籍檔案的記載能影響一個人一生的命運。東晉時期的戶籍檔案有“黃籍”、“白籍”之分。江南本土戶口，編入“黃籍”；南渡僑民，類似于“流動人口”，於是僑置郡縣，編入“白籍” ，相當於辦“暫住證”。當時計程車族豪強享受特權，“百役不及，高臥私門”，所以不少寒門庶族，冒充士族，逃避賦役。一旦在它上面造假改動一下，寫上一筆輝煌的“神話”，偷偷填下原本沒有官爵之類，那麼一生不僅能享受特權，還可能趁此顯赫的資歷做官，如魚得水，平步青雲。
陶淵明家族有可能偷改戶籍檔案，以受歧視的“少數民族”冒充華夏族，但被人抓到了“把柄”， 蓋子沒捂得住，“負面”消息傳播開後，於是人人都認為他家是“溪峒蠻”，所以即使陶侃身為大軍閥，還是被罵作“溪狗”。
因此，陶淵明一生坎坷，到處碰釘子，不是偶然的。更不幸的事情，到陶淵明長大成人的時候，有數代人做大官的他們家已經衰敗沒落了。四十一歲的那年，他做了彭澤縣的縣令，只當了八十多天的官，想起多年來的辛酸，好沒面子，在官場中混了這麼久，還要向一個比自己年紀小的上司哈腰敬禮，何必“為五斗米折腰”？不如提前“退休”算了，於是陶淵明把縣令印信一丟，主動離職，回家種地去了。
既沒有顯赫一時的官爵，又不是士族豪強，還有少數民族溪峒蠻人的嫌疑，更被主流社會歧視，所以，在當時的世人心目中，陶淵明只是一位人格高潔的隱士，他的詩文沒有什麼大名氣。
陶淵明死了百餘年後，被崇拜者們追捧為大詩人。南朝梁代的昭明太子蕭統為之編集和作序，還舉辦了《陶淵明集》首發式的“新聞發佈會”。一時，陶淵明的身價飛漲，蔚然為一代大詩人。於是，他被推尊作田園詩派的開創者，也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作家。譬如唐代的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正是這位“先進”“標兵” 陶淵明 “不能為五斗米折腰”的遺風。
現在再談第二個疑問，看看陶淵明的創作、生活與思想對寫作《桃花源詩並記》有什麼影響。根據文獻材料，可以斷定，其中必有緊密聯繫。
陶淵明隱居山林，一生從事田園詩歌創作。作為民間文藝家，他寫下了大量的田園詩歌，內容包括為對田園自然風光的描繪、對自己勞動生產的體驗和閒居交遊、讀書飲酒等多個方面。陶淵明熱愛自然風光，厭惡現實社會，把它稱作“俗”，認為官場是“樊籠”、“塵網”。他怕“坐牢”，要“逃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
作為一個農民，陶淵明非常貧困。在一首懷念古田舍的詩中，他說，“轉欲志常勤”、“聊為隴畝民” ，表示要勤勞和安心種地。還有一首詩，寫了他為豆除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在一首收穫早稻的詩中，寫他早起收割，夜晚負耒而歸，“田家豈不苦” ？陶淵明這樣勤勉，卻不免“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甚至於無米下鍋，被迫乞食。
陶淵明改創新自然說，鼓吹“非暴力不合作主義”，是一位大思想家。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說：“淵明之思想為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推其造詣所極，殆與千年後之道教採取禪宗學說以改進其教義者，頗有近似之處。然則就其舊義革新，‘孤明先發’而論，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豈僅文學品節居古今之第一流，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依據陳寅恪先生的研究，舊自然說公然對抗“吃人”的“名教”，甚至搞宗教起義，而陶淵明的新自然說雖反對 “名教”，但僅只是搞“非暴力不合作主義”，即不和政治勢力合作，外學儒家，內修道家，將生命精神融入宇宙造化之中，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一點，類似於道教吸收禪宗學說改進教義的方法，也是中國文化吸收外來文化的一個範例。
正是如此，在生命融入宇宙造化之中後，田園生活無處不有“真意”。在“心在兩端”的陶淵明看來，生命的“真意”只有從田園風光的遊賞、勞動生產的體驗、讀書飲酒中才能獲得，有他的詩為證：“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詩中提到的“真意”究竟是什麼？應當是真樸無偽，純粹天然。莊子早就說了：“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桃花源是陶淵明幻想出來的安慰劑，有點像吃現代人搖頭丸。他想通過它徹底否定當時的既成社會，以寄託他一生對田園山水的詩意理想。這些理想全部體現在《桃花源詩並記》中：桃花源裏風光恬靜和諧，自然與人融為一體；沒有世俗政權，不收農業稅，沒有雜役，無剝削與掠奪，人人自由、平等，人人勞動，家家富裕，人們生活愉快。
也許有人會問：桃花源究竟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理想世界呢？
許多人認為，桃花源是帶有道教色彩的神仙境地。大約是《桃花源詩並記》中有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一句，於是詩人們都認為桃花源是仙境，如韓愈《桃源圖》有“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詩句；劉禹錫《桃源行》有“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 詩句；王維《桃源行》有“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與“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詩句。據說，最早認為桃花源是仙境，還是陶淵明的《搜神後記》一書。
對於真桃花源在武陵（今常德），幾乎從來沒有人懷疑過。自從陶淵明以後，歷代文人騷客還爭相詠題 “桃花源”，譬如南北朝時期有庾信、徐陵等人，唐代有王昌齡、李白、劉禹錫、杜牧等幾十個人，宋代有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朱熹等人。
陳寅恪先生是近代第一個懷疑者。因此，他撰寫《桃花源記旁證》後，引起學術界爭議，先後有唐長孺先生的《讀桃花源旁證質疑》、勞榦先生的《桃花源偶記》，逯耀東先生的《何處是桃源？》的對他的質疑。
最近幾年，中國旅遊業發達，不少地方乘機大肆炒作，在某些學者索隱文獻的配合下，牽強附會，自稱“真” 桃花源。於是乎，“真”桃花源如雨後的春筍，一夜之間冒遍全國各地。
現在我們談談第三、第四個疑問，看看較早記載入史冊的 “桃花源”究竟在哪里？陶淵明寫作《桃花源詩並記》究竟受到了哪些“傳聞”的啟發？同時看看陳寅恪先生那篇文章是怎麼論述這兩個問題的。
較早記載入史冊的 “桃花源”，即古桃林，在古代北方的弘農或洛水上游一帶，相傳還是周武王攻打殷商養牛的地方。在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山海經·中山經》裏就記載“桃林”，晉人郭璞作注時說它在“今弘農湖縣閿鄉南穀中”。
陳寅恪先生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既深藏有特別的寓意，又涵有紀實的成分。文中的寓意，基本上人人都知道了。但其中紀實的成分，古人和近人講來講去，都不得要領。事實真相是這麼的：陶淵明的紀實部分來源於北方弘農或洛水上游一帶——“桃源”的塢堡。
陳寅恪先生的論證的主要在紀實部分。他的論證過程是這樣的：從避難入山推到塢堡組織；又從塢堡推到“檀山塢”和“皇天原”。 “皇天原”附近有閿鄉的古“桃林”，再由此推論出桃花源。
陳寅恪先生論證有五大要點：（甲）真桃花源在北方的弘農，或洛水上游，不在南方的武陵；（乙）人們逃入真桃花源，是因為躲避符秦之亂，不是躲避秦始皇的秦朝之亂；（丙）東晉義熙十三年（417）春夏之際，劉裕曾率軍隊攻入函谷關。《桃花源記》紀實成分是依據隨軍的戴延之等所看到的材料而寫成的；（丁）《桃花源記》寓意的成分是牽連混合劉子驥進入衡山采藥故事，還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寫成的；（戊）陶淵明《擬古詩》的第二首可以和《桃花源記》互相驗證引申。
陳寅恪先生首先從避難入山推到塢堡組織論證起。
西晉末年，“戎狄”、“盜賊”等“恐怖組織”到處流竄，光天化日之下，燒殺搶掠，綁架人質，索要贖金。一時，社會動盪不安，人們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於是，當時世居中原的人民紛紛逃難，遷徙他鄉，投靠不同的社會割據勢力。如果逃亡到東北的，則依靠慕容政權；逃亡到西北的，則歸順張軌的領域，逃亡到南方的，則僑寄江南孫吳故壤。
當然，總有一些不能遠離故土遷至他鄉的人，那麼這些人怎麼辦？他們大多糾合宗族鄉黨，修築堡塢，佔據險要的地勢，“正當防衛”，躲避“戎狄”、“寇盜” 等“恐怖組織”帶來的劫難。陳寅恪先生援引十多種典籍，從中找出了西晉末年在不少地方的民眾修築堡塢來據險自守的事例。
據相關典籍記載，當時的塢堡多由“堆石布土”依險而築，並且很早就存在。據目前的資料，早期以西北地方為多，如董卓的郿塢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塢堡的修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山頂平原，二是溪谷水源之地。地理位置險要，人跡難通，既須可阻胡馬的突擊侵擾，能防盜賊的包抄偷襲，還要保障日常生活的物質供給。
接下來，陳寅恪先生又從塢堡推到“檀山塢”和“皇天原”。 “皇天原”附近有閿鄉的“桃林”，再由此推論出桃花源。
晉義熙年間劉裕帶兵攻入長安的時候，曾經派戴延之佔據“檀山塢”。在“檀山塢”附近，有一個地方叫皇天原。在酈道元《水經注》一書的《河水篇》、《洛水篇》中，就有依山險水源建築而成的“檀山塢”的記載。
皇天原一帶不遠的地方叫“桃源”，本是周武王攻打殷商養牛的古“桃林”。 “桃林”面積很大，從靈寶縣以西到潼關，都屬於“桃林”。 那裏的地理位置也符合修築塢堡的特徵。在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靈寶縣還在那裏修建了“桃源宮”。
以上，陳寅恪論證的要點是（甲），即“真”桃花源在北方的弘農，或洛水上游，而不在南方的武陵。
第四個懸念是：陶淵明寫作《桃花源詩並記》究竟受到了哪些“傳聞”啟發呢？
陳寅恪先生懷疑，陶淵明間接或直接得知了戴延之等進入函谷關途中的所見所聞，《桃花源記》的紀實成分可能取材於這裏。因為，在晉義熙十三年（417），劉裕曾領兵西伐符秦。陶淵明與參與這一次征西的將領早有交往，且在戰前，他還寫一首詩贈送給隨軍出行的羊長史（即松齡）。
《桃花源記》和征西將領的見聞相類似。征西將領王鎮惡、檀道濟、沈林子等走在前面，他們在晉義熙十三年（417）春二、三月間抵達潼關。這一年的四月，劉裕達到洛陽，他馬上就派戴延之等逆洛水而上，佔據檀山塢而返回。因皇天原附近山勢太高，溫度低，所以節候較晚。《桃花源記》裏所說的“落英繽紛”，實有可能。而桃林、桃原等地既以桃為名，那裏即使沒有桃花，也可以牽強附會。何況晉軍前鋒抵達崤山和函谷關的時間，在春天的二、三月間，正是桃花開放的季節，皇天原的下面，玉澗水的旁邊，桃樹成林，更是清理之中的事情。《桃花源記》所說的“山有小口”的記載，當然與郗鑒的“嶧孔”差不多。所講的“土地平曠”的事情，應當和皇天原的“平博方可裏餘”相類似。劉裕派戴延之等逆洛水而上佔據檀山塢而返，與《桃花源記》中武陵太守遣人尋桃花源最終找不到地方一事，懸殊不大。
以上，陳寅恪論證的要點是 “丙”，即桃花源記實的成分是依據東晉義熙十三年（417）春夏間，戴延之等進入函谷關時所見的材料而寫成的。
陳寅恪先生說，今天見到的《搜神後記》，應該是陶淵明的作品。他對陶淵明的家世信仰和個人思想都有研究，懷疑《搜神後記》確實與陶淵明有關聯。該書因雜有南朝宋元嘉四年（427）陶淵明逝世後的事情，所以被學者們斷定為後人的學術造假的。但該書為隨筆雜記之體，沒有固定的系統。書中有後人增竄的文章，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大不必據此就斷定全書為學術造假。即使全書是學術造假，也必是六朝人寫的，由抄錄、編輯前人舊稿而成。
《搜神後記》裏有劉子驥進入衡山采藥的事情。在《搜神後記》卷一第五條，就是《桃花源記》，該文章中，武陵太守名叫劉歆，卻沒有“劉子驥欣然規往”等語句。該卷第六條記劉子驥進入衡山采藥，看見澗水南面有兩個石囷，因為迷失道路，迫不得已回家。另說囷中都是仙靈方藥，劉子驥想繼續尋覓，但再也找不到那個地方了。這件事情，在唐代編修的《晉書·隱逸傳》也有記載。
陶淵明寫《桃花源記》，因為取桃花源與劉子驥二事牽連混合，所以桃花源一地不得不移植到南方的武陵。桃花源雖然原來在北方的弘農或洛水上游一帶，但因牽連混合劉子驥進入衡山采藥的事情，不得不把地點移植到南方的武陵。陳寅恪先生更懷疑，《搜神後記》中漁人黃道真的姓名的涵義，與劉裕所派遣的逆溯洛水而上的虞道元頗相對應。劉子驥隱居南郡的陽岐山，離武陵不遠，而東晉隆安五年（401）分南郡設置武甯郡，武、武字同，陵、寧音近（來泥互混），可能是故意影射時政，類似於江湖黑話，其中藏有玄機，所以不嫌牽連混合。
《桃花源記》中所謂的“避秦之亂”，是避符生符堅的符秦而說的，而不是秦始皇、秦二世之嬴秦。《晉書》裏說，符生的符秦政權統治殘暴，民不聊生，所以最終亡國。從符生的暴政或符堅的亡國到劉裕的攻入函谷關，中間相距六十年到三十年之久。所以，當時避亂的人們雖然不知外界的情況，但是他們的服飾和外人一樣。而如“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一語，則是陶淵明特加的一筆。
陳寅恪說，在陶淵明的心目中，商洛、崤函一帶本是真桃花源的所在地。曹魏時期的田子泰報仇絕望之後，逃入徐無山裏面，親自種地養育父母親，“百姓”聽說他的“先進”事蹟後，仰慕他的高風亮節，不斷地逃來徐無山，幾年之內就聚集了五千多戶人家。田子泰的“先進”遠超過了桃花源裏避秦的人們，物極必反，所以陶淵明《擬古詩》第二首對此略有微詞。《擬古詩》第二首詩中“非商非戎”句，“商”是指秦漢之際四皓逃入商山避秦的事情，“戎”是指老子出函谷關去西戎化胡的事情。
以上，陳寅恪論證的要點是（乙）、（丁）、（戊），即人們逃入真桃花源，是躲避符秦之亂；《桃花源記》寓意的成分是牽連混合劉子驥進入衡山采藥故事，還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寫成的；陶淵明《擬古詩》的第二首可以和《桃花源記》互相驗證引申。
宋代的蘇東破說，傳說中的桃花源一事言過其實，它不是神仙世界。假如桃花源真在武陵，早成了人們生死爭奪的場地了。陳寅恪先生非常稱讚蘇東坡，說他是古今論桃花源中最有通識的，而洪興祖解釋韓愈《桃源圖》詩，講桃源不仙境的說法，遠在蘇東坡的後面。
陳寅恪先生最後說：“近人撰著或襲蘇洪之意，而取譬不切，或認桃源實在武陵，以致結論多誤。故不揣鄙陋，別擬新解。要在分別寓意與紀實二者，使之不相混淆。然後鉤索舊籍，取當日時事及年月地理之記載，逐一證實之。穿鑿附會之譏固難免，然于考史論文之業不無一助，或較古今論辨此記之諸家專向桃源地志中討生活者聊勝一籌乎？”陳先生的意思是，研究桃花源問題，只有另闢蹊徑，別開生面，總比那些讀死書的好。
陳寅恪先生對《桃花源記旁證》一文頗為滿意。《桃花源記旁證》一文完成十年後，他詳細閱讀了居延漢簡，又找到《後漢書·西羌》相參證，發現塢堡來源與西北的關係更加明瞭。
筆者案，《桃花源記旁證》的論證環環相扣，步步緊逼。在一般人認為毫無關聯、無跡可尋的史料之間，陳寅恪先生卻能從中發現“線索”。如汪榮祖先生讚頌陳先生說：“陳寅恪之發現‘真’桃源，其妙處在揭露晉末北方塢堡之存在，而塢堡這一社會現象，一直為舊史家所忽略。”這是一般人少有的識見。大凡史學大家做學問，多在無字處讀書，常從無疑處發疑。應當說，陳寅恪就屬於這類人之一。雖然陳寅恪先生列舉出的許多證據大多只是孤證，並沒有更直接的史料佐證，但是要完全駁倒他，一一找出反證，則又幾乎不可能。因此，那些反駁他的人，只能作為他觀點的材料“補充”。
下面，我們談談陳寅恪先生的反對者們的意見，恰好可以順便談起第五個疑問，看看發現桃花源的漁人黃道真是否為南方“少數民族”溪峒蠻人？ 甚至於還要重新回答第四個疑問，陶淵明是否南方的溪峒蠻族的傳聞的影響？
當然，對陳寅恪先生《桃花源記旁證》持否定態度的人，也有好幾個。1969年，勞榦發表《桃花源偶記》一文，反對陳寅恪先生的說法，認為北方乾枯的黃土峽谷，與《桃花源記》“良田、美池、桑竹之勝”不相宜， “總覺得放在長江流域，心裏才比較合適”。汪榮祖先生據科學家竺可楨的研究，指出中國歷史上曾有過氣候變化情況，可能影響到植物生長問題。此外，人力破壞生態系統，也造成了北方“桃林”的消逝。因此，在汪榮祖先生看來，勞榦對崤函一帶黃土的印象，是靠不住的。
也是在1969年，逯耀東發表《何處是桃源？》一文說：“以他（陳寅恪）的功力應是百無一失的，但偶然也會稍有偏差。” 汪榮祖先生認為，陳寅恪先生固然會有偏差的時候。但就《桃花源記旁證》一文來看，到底有沒有偏差，還值得進一步的研討。
有許多人認為，《桃花源記》中的紀實成分有可能取材於南方的溪峒蠻族。不少沒有被中央政權“王化”的南方溪峒蠻，直到唐宋時期記載入史書，被很多史家所忽略。
唐長孺先生《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一文，就持這種觀點。唐長孺先生認為桃花源不可能在北方。按照汪榮祖先生的說法，唐長孺確有進一步的發現，比如陶淵明根據武陵蠻族人入山的傳說，所謂“避亂”不全部是指避兵，也可能指逃避徭役，並且桃花源中所述的理想社會與實際的塢堡生活很不相同，都頗有識見。這些識見都是從陳寅恪先生的觀念上衍發而來，所不同意于陳寅恪先生的，只是桃源在何處一點。唐氏相信桃花源在武陵一帶。
在《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一文中，唐長孺搜索到了陶淵明時代的多種版本的相關民間傳說，及飽受世俗政權剝削、社會動亂的鄉民逃入溪峒蠻族的山澤中的史料。唐長孺先生說：“我們認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種傳說，這種傳說晉、宋之間流行於荊湘，陶淵明根據所聞加以理想化，寫成《桃花源記》，但聞而記之者不止淵明一人。” 於是，他引述與陶同時而略晚的劉敬叔《異苑》（卷一）來論證他的觀點：
元嘉初，武陵蠻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蠻人入穴，見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蠻于路砍樹為記，其後茫然，無複仿佛。
唐長孺先生發現這類型故事還有不少版本。比如蜀氏進入石穴，發現有白鹿山小成都，比如有蠻人進入武陵西（酉）陽南的石穴，得知有類似於桃花源的世界等。因此當時沒有廣播、報紙、電視之類的媒體，所以這類型的故事在流傳中多少走一些了樣。陶淵明和劉子驥都有可能聽到過這類型的傳說故事。
唐長孺還認為，陶淵明從小在鄱陽湖附近長大，耳聞目睹，可能十分熟悉當地的人們逃入山澤躲避“農業稅”和雜役的史實。事實上，陶淵明可能是“少數民族”溪峒蠻人的後代，又與當地的少數民族溪峒蠻人雜居在一起，確有可能瞭解當地的歷史與民間傳說 。因此，唐長孺的猜測很有可能成立。
唐長孺先生又說，發現桃花源的武陵漁人叫黃道真可能是蠻人。因為史書上記載的蠻人很多都姓黃，而武陵又曾經是五溪蠻人的聚居地，所以《桃花源記》中的漁人有姓黃的傳說並不偶然。筆者案，唐先生這一推論難以確證，好比現今社會的開理髮店的多姓李，但並是所有姓李的就一定是開理髮店的。
老百姓躲入山澤中逃避賦役，這類事情屢見於史書。大約是溪峒蠻隱居山澤，獨立于 “文明”的邊界，不受“王化”，根本沒有農業稅和雜役等事。老百姓逃入山澤，即使被發現了，地方政權也鞭長莫及。
古代有很多的南方蠻族，避居山澤險要，是中央政府統治“盲區”。不僅只有武陵地區的五溪蠻人，譬如直到唐宋時期才被“發現”的梅山蠻，所處具體地理位置在今湖南中部雪峰麓之中北部、資水中下游，東起長沙、南至邵陽、西至沅陵、北至常德的廣大地區。北宋熙寧五年（1072），章惇“開發”梅山，設置新化和安化兩縣。據《宋史》說，“梅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這些地區不為外界所發現，是真正的“桃源”。世俗政權也無法在該地區行使統治權。類似于像梅山蠻區的山澤區，當時的南方存在很多。所以唐先生的推斷也還有些疑問。
第六個疑問是：武陵在陶淵明時代有沒有桃花源？
即使在被後人公認的武陵（今常德）桃花源，也找不到最早的確鑿證據。因為桃花源是“虛構”的，我們不要拘泥于陶淵明《桃花源記》的每一詞句，以此按圖索驥。
在晉代，武陵還沒有桃花源。明《嘉靖常德府志》中說：“桃川宮，晉人建。” 雖然它是目前最早又完整的常德地方誌，但晉、明之間年代久遠，又不能打個電話去驗證，這種說法極不可靠，根本不能確信。因為北朝人酈道元在《水經注》中記沅水流經沅南縣（今桃源縣）時，根本沒有提及桃花源，可見晉代還沒有桃花源。
在陶淵明《桃花源記》問世之後，人們通過這篇文章“發現”了桃花源。清人蔣維光《遊桃花源》就點明其中的奧秘：“此境何人辟？淵明記一篇。”黃閔是南朝蕭齊武陵人，伍安貧是蕭梁時的武陵人，兩人均生活在陶淵明之後。他們都曾寫有不同的《武陵記》，也各自記載有捕魚人黃道真發現桃花源一事。“太元”是東晉孝武帝年號，時間為西元376—396。西元1986年，有人以此推算而舉辦“武陵漁郎發現桃花源1600周年紀念會”，把傳說當成信史，太不嚴謹了，這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南朝梁、陳時期的桃花源還處於草創初期，蕭條荒涼，人跡罕至。南朝梁、陳間詩人徐陵和北周詩人庾信游詠桃花源的兩首詩歌，可以作證。
武陵桃花源成為聲振天下的名勝，並成為道教聖地的“第三十五洞天” ，則是唐代的事情了。當地的居民已辦起了“農家樂”創收，不少著名的詩人慕名而紛至遝來遊賞、題詠它，據文獻所錄，有王昌齡、李白、劉禹錫等數十人。在唐初，桃花源內已建成主體建築“桃源觀”，並形成“桃花溪”、“桃源洞”、“佳致碑”等勝跡和黃煉師及瞿童在桃花源修道升仙的傳說。據說，劉禹錫還曾做過桃源的廣告形象代言人。在他擔任朗州（今常德）司馬期間，數次遊歷桃源，創作《桃源一百韻》和《桃源行》等詩，四處宣傳桃源。
宋代以後，桃花源的道教的規模越來越大。宋乾德元年（963），常德設置了“桃源縣”。在宋代淳化元年（990），桃源觀修成“五百仙人閣”，取名叫望仙閣。當時有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朱熹、陸遊等人，前來遊賞、題詠桃花源。自唐宋至今，千餘年來，不少文人騷客前來游賞、題詠桃花源的詩文、楹聯與碑刻則不計其數。
陶淵明根據民間傳說、朋友見聞和他的道家思想信仰，信手拈來一寫，竟然累苦了我們後世的學者，好像是小胡同裏趕豬，直來直去,考證來考證去，卻無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自從武陵桃花源被人們“找到”以來，那裏幾乎歷代都是道教勝地。看來，人們對這種自由自在的桃花源生活惟有藉望求道修仙了，而千萬不要奢望那個子虛烏有的黃道真。
注釋：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第168—17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陶淵明《桃花源詩並記》，《陶淵明集》，嶽麓書社；沈文凡主編《漢魏六朝詩三百首譯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也見清唐開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圖書館；又見《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編，藏湖南圖書館。
馬積高、黃鈞《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冊），第334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第180—20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歸田園居》其一，見陶淵明《陶淵明集》。
《飲酒》其五，見陶淵明《陶淵明集》。
《莊子·漁父》，見陶淵明《陶淵明集》。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見陶淵明《陶淵明集》。
《歸田園居》其三，見陶淵明《陶淵明集》。
《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見陶淵明《陶淵明集》。
《怨詩楚調示龐主薄鄧治中》，見陶淵明《陶淵明集》。
《乞食》，見陶淵明《陶淵明集》。
宋吳子良《荊溪林偶談》卷二
舊題陶淵明作，餘嘉錫《四庫提要辯證》雲：“自梁已然，遠在《隋志》之前。”可能是假託陶所作，而陳寅恪認為原為陶作，可能有後人增竄。
見唐開韶的統計，清唐開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圖書館；又見《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編，藏湖南圖書館。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第17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第163—174頁，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版。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第140—14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勞榦，《桃花源偶記》，載《中央日報》《副刊》（臺北，1969年11月13日、14日），轉引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第141頁。
竺可楨，《五千年來中國氣候之變遷》，載《中國建設》，1973年，第22卷9期， 第14—17頁。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第142頁。
逯耀東，《何處是桃源？》，《中央日報》《副刊》（1969年12月18日）。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第143頁。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第141頁。
唐長儒《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第164頁。
唐長儒援引了《雲笈七簽》卷一百一十二《神仙感遇傳》、《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三彭州九隴縣白鹿山條引《周地圖記》等文獻材料。
《晉書》六六《陶侃傳》載陶侃本鄱陽人，後遷居廬江尋陽（今江西九江），早年捕魚為生一事，又《世說新語·容止》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條記庾亮畏見陶侃，而溫嶠勸庾亮前往之言雲：“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又《後漢書》一一六《南蠻傳》章懷注引幹寶《晉紀》雲：“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也。”
《三國吳志·諸葛恪傳》記載有“眾議鹹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惡鹹共逃竄。”譬如《宋書·夷蠻傳》有荊州“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入蠻，蠻無徭役”的記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酈道元《水經注·沅水》：“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
《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九《朗州》條引黃閔《武陵記》：“武陵山中，有避秦人居之，尋水號曰桃花源。陶潛有《桃花源記》。” 《太平寰宇記》卷一一八《朗州》條引黃閔《武陵記》：“昔有臨沅黃道真在此山側釣魚，因入桃花源，陶潛有《桃花源記》。” 《方輿勝覽》卷三十《常德府·山川》引伍安貧《武陵記》雲：“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真泛舟自沅溯流而入。道真既出，白太守劉歆，與俱往，則已迷路。”
徐陵《山齋》詩有“桃源驚往客，鶴橋斷來賓。複有風雲處，蕭條無俗人”句；庾信《詠畫屏風》詩有“逍遙游佳苑，寂絕到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句。見清唐開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圖書館；又見《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編，藏湖南圖書館。
見清唐開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圖書館；又見《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編，藏湖南圖書館。
王應麟《玉海》，南宋類書，見清唐開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圖書館；又見《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編，藏湖南圖書館。
蔣維光《遊桃花源》，見清唐開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圖書館；又見《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編，藏湖南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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